近些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在追赶成为全球数字金融中心。
具体行动上，新加坡始终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和相对更加友善的监管，保持走在亚洲数字金融探索的前列，而同样力争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也不甘为后，11月，在中国香港金融科技周上，香港正式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向全球资本、企业、人才宣告了香港想要发展成全球数字和虚拟资产中心的决心。
两地都希望乘风而起，正是因为数字资产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数字资产的推动金融行业再次发展，以继续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数字资产的发展仍需从长计议，在BSN的特色对话节目《BSN长话短说》第十三集中，BSN有幸邀请到了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李国权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汪扬，与红枣科技CEO、BSN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何亦凡一起，就“香港与新加坡在数字资产政策上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解读，以下为几位嘉宾的精彩观点摘录。
本期《BSN 长话短说之十三：香港与新加坡在数字资产政策上的异同》完整视频将于近期发布在BSN官方视频号上，敬请关注。
关于香港与新加坡在数字资产政策上的异同
李国权：关于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从表面上看来，香港比较偏向个人投资者散户，而新加坡比较偏向机构型的商业活动。相同之处则在于双方政府都特别强调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等要对实体经济有所贡献，并且都在尽力建造数字基础设施。
关于香港发布《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的意义和影响
汪扬：香港这次发布的政策宣言有两个重要作用：第一是止血，把近几年项目、资本、人才不断外流到新加坡这一局面给止住；第二就是寄望于能够吸引一些回流。所以宣言本身对于推动香港数字和虚拟资产发展是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整个产业未来会往一个更积极更开放的方向走。
宣言中提到了“三个相同原则”，即：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这是之前香港建立虚拟资产管理制度的准则，未来也还是会以此为基础制定今后的虚拟资产管理制度，但是也会随着行业、技术、应用的发展现状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让虚拟资产创新能够在香港可持续地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确保能按照国际标准缓减和管理其在金融稳定、消费者保障和洗钱等方面带来的潜在风险。
【注：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监管机构建议使用“三同”原则（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即对所有产生相同风险的活动应用相同的规则，而无论使用的是何种底层技术，以及服务提供者身份如何，若无针对性的法规，则结合业务套用已有法案要求进行监管。】
关于香港未来是否会对零售客户开放虚拟资产交易
汪扬：这里面会涉及到“非复杂产品”和“复杂产品”两个概念。对于非复杂产品，包括一些虚拟货币、证券代币、NFT等，对标传统金融和证券，在对监管方式进行一些调整后，是完全可以开放给零售客户的；而对于复杂产品，包括一些非常复杂的衍生品，例如房地产的代币化等，应该只限于专业投资者，但是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目前来看很多政策还处于咨询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很漫长。
并且，年内虚拟货币领域的一些爆雷事件，例如FTX、LUNA等，会不会削弱香港政府的决心，放慢香港的速度，都是非常大的未知。我个人感觉新加坡也已经在这问题上有所反思，有可能会调整相关的政策。
关于数字资产中是否应该包括虚拟货币
何亦凡：我个人是坚决反对虚拟货币的，我一向都把所有的虚拟货币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传统企业在上市交易时需要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资产的真实性和业务的可持续性，来保护投资人的基本权益。但是虚拟货币只是一种私有化价值，不像有一些数字资产是与线下资产、生产劳动或者服务这种，我称之为社会价值有关联的，虚拟货币与社会价值没有任何关联，它没有办法做尽职调查的，因为缺少价值判断基础。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时是否会将虚拟货币作为数字资产，如果是，政府如何承担监管和尽职调查的责任？
关于数字资产的三个类别
何亦凡：按照我们刚才的讨论，数字资产可以很清晰地分成三个类别：一、关联了线下资产或线下业务的数字资产；二、由国家背书的数字资产，例如央行数字货币，这一类实际上应该叫做央行资产或国家资产；三、就是目前大多数的虚拟货币，由一群人的共识来提供价值，再通过一些规则定价和保证流通。
关于从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的角度看待虚拟货币的价值
汪扬：为什么有的红酒只卖200块一瓶，而有的却可以卖3万块一瓶，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是理性消费与非理性消费。经济的发展靠的是非理性消费，而不是理性消费，不然大家都买一辆丰田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买宝马呢？虚拟货币肯定包括非理性的成分，但是苹果的股价就不包括非理性成分吗？
另一方面，一些虚拟货币我不太认同是“空气币”这样的说法，例如以太坊，上面有很多经济行为，是有价值的，至于值不值那么多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也有一些虚拟货币，的的确确就属于是空气币。
人们经常会困惑于虚拟货币的价值定位问题，奇怪为什么会出现爆雷、平仓，我认为这其实是没有弄清楚贪婪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数学关系，所以关键是不要加杠杆，不要all in。
何亦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观点，所有的物品都有两种价位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投机价值。例如股票，假设一只股票的每股净资产值是2块钱，它的实用价值也就是2块钱，而如果它的股价是10块钱，那么这中间的8块钱差额就是投机价值。对于投机价值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对未来供需关系的预期。就像北京的房价，当供需关系不平衡时，价格不停上涨，也就是投机价值不停上涨。而国家一直强调“房住不炒”，希望房价能够回归实用价值，而不是炒作出来的投机价值，那么假如北京的房价降到某一个点上之后不再继续下降，也就意味着大家认同这个价格就是北京住房的实用价值。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空气币就是实用价值为零，全部都为投机价值，价格完全取决于供需关系，风险为100%。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并承担100%的风险，从他的立场上这件事也是有其意义的，并且合乎逻辑。
李国权：这也可以用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来理解，目前大家包括各国政府的困惑就在于价值的界定，例如我养了一只宠物狗，对于我来说是很有主观价值的，但是如果它总是乱叫，影响到别人，对于邻居来说客观价值就是非常低。并且这些价值是动态的，当这只宠物狗年纪大了，要经常去医院，要费神照顾它，就会带来价值的变化。
关于香港未来会如何设计虚拟资产监管体系
汪扬：传统的金融监管部门不一定有能力去监管虚拟资产，我认为香港会努力建立一个制度，找到一些真正懂区块链技术，真正懂去中心化金融体系的专业人士来设计整个监管系统，成立专门的数字资产监管部门，这个监管部门会与业界保持良好的沟通，并推动各种合作。
关于透明化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汪扬：观察虚拟货币出现的一些风险事件，例如爆雷、归零、挪用客户资产等，可以发现都发生在中心化平台，没有一个是去中心化的平台。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这些事情是没办法发生的，因为一切都是透明的，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未来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政府在考虑监管时，都会将透明性作为一个主导方针。
何亦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技术、流程上的设计，推出一整套的制度，让整个业态开始发展，而这其中透明性上是最核心的，对前面说到的三类数字资产都很重要。在监管的可控范围内，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李国权：任何监管都不能帮助个人投资者在事前预防亏损，只有市场教育与透明性能够做得到。所以对于一些环境或场景，必须要通过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来实现透明，用科技来保护投资者。
针对第三类数字资产（虚拟货币），未来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是否会出面建立官方交易所？
汪扬：从港交所的历史来看，在1980年之前香港有四家交易所，存在很多问题，发展非常糟糕。到了1980年以后，在香港政府的推动下合并成立了联合的交易所。我相信在虚拟货币和数字资产交易上也会遵循这一趋势。香港这么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容纳有太多非常分散的交易所的，最后无论是政府出面，还是行业内的自然合并，最后一定会出现体量比较大的交易所。另外也不排除香港政府会挑头建立一个联盟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