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7月24日第2版
本期编辑：王 雪
自1971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之后，全球货币体系开始进入由政府主导的主权信用货币时代，各国货币不再和贵金属挂钩，背靠国家信用。
在缺乏实物锚制约的情况下，主权货币运行数十年，全球货币体系出现了信用货币过度膨胀、普遍性通货膨胀、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波动不断等诸多问题。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利用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经济深受美元流动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亟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缺乏对美元的可替代方案，反而使得美元地位在一次次危机中又被不断强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局。
与此同时，数字货币另辟蹊径：2008年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资产比特币出现，2019年 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发布了新型稳定币天秤币（Libra），2020年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进入封闭测试阶段，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数字货币的新发展似乎正在给全球货币体系变革指出一条新路。
稳定币迂回发展，试图加入国际货币竞争
稳定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比特币价值的不稳定性，希望能通过锚定主权货币来维持数字货币的稳定性。2008年，数字货币鼻祖比特币出现，强调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和共识机制等特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只有公共部门才能发行货币的认识。
但比特币的发展正好赶上危机后全球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阶段，使得本来预期成为一种限制主权信用膨胀的新型数字货币，很快就演变成了国际资本投机的对象。
加密货币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比如挖矿的高耗能、资产价值的不稳定性、在反洗钱等方面的监管漏洞。各国央行纷纷宣布比特币不是合法货币，目前比特币只是一种数字资产，而非数字货币。
随后，稳定币的概念逐渐被市场接受。2020年 稳定币市场发展迅速，据数据显示， 2月份全球稳定币市值为 56.5亿美元，到了 6月份稳定币总市值首次超过 112.8亿美元，4个月内全球稳定币市值涨幅超过 100%。
在稳定币市场中，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发布的天秤币（Libra）最受关注。鉴于脸书公司（Facebook）强大的网络平台和海量用户，2019年天秤币的概念一经推出，立刻遭到强烈抵制。
虽然扎克伯格表示天秤币（Libra）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和监管能力，但美国官方对其是否会替代主权货币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还存在很多顾虑。
随后，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多边金融机构也对众多科技巨头的数字货币研发提出了诸多建议。结合全球金融监管部门的建议，2020年 4月份，改进版的天秤币（Libra）发布，最大的变化是放弃了旧版本中要替代主权货币的远大理想，明确表示只是主权货币的帮手，不会挑战主权货币。
在具体方案中，除了原有锚定一篮子货币之外，还增加了锚定单一主权货币的新设计。此外，天秤币（Libra）明确表示只是要降低进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壁垒，而不是降低强大的监管标准的门槛，在数据隐私保护、货币兑换、资金跨境流动方面积极欢迎各国监管部门的介入。
总体来看，新版的天秤币（Libra）更加低调和务实，在货币定位上采取了迂回策略，希望能在数字货币和主权货币之间做个折中，融入主流的主权货币体系。
在新版的天秤币（Libra）还有一个新的发展定位，明确表示要成为全球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服务商，并非常积极地希望能和各国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合作。
天秤币（Libra）关于支付体系的设想大大超出市场预期，从稳定币扩展到新型全球金融支付体系，天秤币（Libra）迅速在主权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监管的夹缝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如果不考虑监管因素，基于天秤币（Libra）协会强大的网络效用和众多应用场景，技术上只需要将锚定单一主权货币的天秤币（Libra）和各国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对接，该愿景的实现指日可待。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竞争日益激烈
一方面以天秤币（Libra）为代表的稳定币给各国央行带来了紧迫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2019年开始，各国央行纷纷加入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行列。
据2020年 国际清算中心对全球 66个国家央行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 80%的国家央行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准备工作。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主要有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 DC/EP，加拿大中央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支付项目 Jasper、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央行数字货币项目 Ubin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联合开展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项目 Stella。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起步较早，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以及相关国际经验进行研究。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是全球最早从事法定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官方机构。
2017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研发数字人民币体系。2020年 4月底，中国央行宣布数字货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但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目前来看，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处于全球前列。
相比之下，美国官方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去年 10月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曾表示出对数字美元的担忧，他认为当前基于账户的商业银行还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数字美元的出现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冲击，也可能抑制经济活动。
去年年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共同表示，美联储在未来 5年无需发行数字货币。但实际上美国一直都在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2020年2月份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表示，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过去一年的进展，鉴于美元的重要地位，美国必须保持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和发展的前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美国官方对数字美元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应对疫情，美国出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法案。但不同于上次金融危机，这次的救助对象不是金融机构，主要是救助中小微企业和居民，美联储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精准投放问题。以往的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行传导，很容易出现本来救助于中小企业的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向很多的大型优质企业。
二是效率问题。当前美国对居民的救助资金主要是依靠纸质支票来完成，而据数字美元基金会的测算，大约有 7000万美国人需要等待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领取到救助。在提高救助效率和实现精准投放方面，数字美元可谓恰逢其时，完全可以成为美联储“直升机撒钱”的新工具。
2020年 3月，数字美元的概念就出现在经济刺激法案的初稿中，虽然在终稿中被删除，但这是数字美元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表明数字美元逐渐被美国官方关注。随后，5月 28日美国数字美元基金会与埃森哲咨询公司共同发布了数字美元白皮书，初步勾勒出了数字美元的发展雏形。
虽然美国进入央行数字货币的赛道时间较晚，但是不能忽视美国私人部门在数字货币领域的优势。未来如果数字美元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可以预计，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数字货币将加剧未来主权货币的国际竞争
金融危机之后，比特币、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等各种加密货币逐渐发展起来。现有主权货币体系必将视私人部门数字货币为不稳定因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把货币主权放手给私人部门。
货币不仅仅是效率和成本的问题，还是权力的象征。2020年 6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表示，私人实体不应该成为数字美元的一部分，美联储还要进一步评估数字美元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行动特别小组等多边金融机构就多次表示将密切关注以天秤币（Libra）为代表的稳定币给金融体系带来的诸多风险。
可以判断，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国际货币的竞争依旧是主权货币的竞争，私人部门稳定币很难动摇主权货币地位。
但是，数字货币的出现会加剧主权货币的竞争，为主权货币竞争提供新的竞争维度。从货币的角度来讲，央行数字货币和实物货币性质一样，都是央行的负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但是如果从货币技术和背后运行的框架结构来说，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的银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数字时代，主权货币的竞争不仅要综合考虑一国综合实力、经济规模、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货币可兑换性等因素，还要考虑一国数字技术的水平、大型科技公司的实力、公众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等因素。
从天秤币（Libra）的定位调整和各国监管态度来看，未来稳定币的发展很可能和央行数字货币从分道扬镳到殊途同归，锚定主权货币的数字货币借助其主权信用，强化自身的支付功能；而主权货币则通过其网络和技术反过来强化自身的优势。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数字货币可能成为两国竞争的新维度。在天秤币（Libra）锚定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依旧占比最大，而人民币并不在其中。未来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原有优势以及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优势、网络优势，很可能会通过数字货币进一步强化美元地位。
我国应积极应对数字时代主权货币的新竞争：
一是应审慎对待私人部门稳定币，防范金融风险。稳定币是否真的稳定还有待验证，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在设计上希望能通过锚定稳定资产维持其稳定性，但是目前稳定币备付金的托管机制设计还存在很大风险。
还应该看到，私人数字货币在成为支付货币之后，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交易货币，如果再演变成具有贷款功能的计价货币，发挥货币乘数效应，那么保证金比例是否足够，稳定币如何和央行、商业银行配合，这些都尚待深入探讨。此外，目前我国私人部门发行稳定币不论是在海外用户数量、应用场景的分布，还是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障碍，要审慎对待，防范风险。
二是积极支持我国大型科技公司参与全球支付领域的竞争。主权货币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配套金融基础设施的竞争，支付结算体系是主权货币的流通载体。近年来，我国电子支付发展迅速，已经明显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海外业务基础，可以借助这些科技公司海外平台，给予激励机制，推行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参与到数字时代全球支付体系的竞争中。
三是将数字货币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合。在产能合作、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适时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在具备条件的区域进行跨境结算试验，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中心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提高我国在国际支付体系升级、金融科技国际标准和监管等领域的话语权。
